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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告密文化”是怎么形成的?

佚名2021-06-10 10:40:01  阅读次数:

在新任命的副总编辑的支持下,一批新编辑使得仍然担任主编的布哈林无法决定该报的政策。这是斯大林利用告密者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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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同舟共进》 2015年第7期,作者:郑异凡,原题为: 《苏联的“告密文化”》

告密制度是独裁的产物,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相互猜疑,毒害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就不是和谐社会,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告密合法化为“报告”

苏联共产党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者的问题。

告密者有两种。一个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在党内的沙皇政府间谍。最著名的是罗曼马林诺夫斯基。这个人在1906年参加了工人运动。他是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和五金工会理事会的秘书。1910年,他被招募为沙皇安全局的特工。1912年,他在布尔什维克布拉格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后来又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他的告密者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了严重损失。布哈林知道马林诺夫斯基间谍的行为,但列宁不相信。相反,他指责布哈林轻信,政治不稳定。十月革命后,当马林诺夫斯基返回俄国时,他的间谍身份被揭露,他被判枪决。这是向敌人告密的典型例子。这种人卖身投靠,投敌,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了。

另一种告密者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就是把身边同事、同志的私人言行偷偷告诉组织。当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通过葛白武(国家政治安全局)的手段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特务。这些人有不同的动机,有的是为了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功成名就,有的是为了战胜对手,有的是为了自保。

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加剧。在列宁有生之年,党内的分歧可以通过正常的方式争论来解决。列宁患病退隐政坛后,党内斗争开始走上畸形的道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和“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韦耶夫、卡梅涅夫)在一系列问题上有分歧。

1923年秋,工农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中国出现劳工潮。党内对于解决经济问题甚至党内民主都有不同意见。

1923年9月,俄罗斯共产党召开中央全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格博乌负责人捷尔任斯基作了报告。他提醒全体会议的与会者,党内生活停滞,党内非法派别团体的存在,以及取代选举制度的任命制度已经成为一种危险,这瓦解了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这些事实证明党的状态不好。为了监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成员,格博夫安排了解情况的党员和非党员充当线人,监测和秘密报告他们的活动。鉴于党内的劳工潮和派系活动,他建议指示所有共产党员向格巴鄂报告党内的非法派系团体。

十月革命后不久,全俄反革命委员会(简称全俄反革命慢工委员会,契卡)成立,并迅速获得了超常的权力,即不经法院审判的逮捕权和直接执行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随着内战的结束和正常经济活动的恢复,契卡的工作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列宁决定重组契卡,减少其权力。1922年初,契卡被改组为国家政治安全局(Gebowu),隶属内务部和人民委员会管辖。它的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运动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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