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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场的隐性权力:奴才权力高于下属官员

佚名2021-07-21 19:32:00  阅读次数:

本文来源于小奥酱油史。com。

“权力排名”

“衙门”这个词,我总会想起它的谐音“是”。其实衙门是由一大群“男人”组成的。以清代县衙门为例;

尹正观致县,秩七品,一县最高行政首长,百姓尊称“太爷”;知县有一批由他派来执行公务的文员和大员,他们也被王尊为“穷老爷”。此外,法院通常会给州县一些助理官员作为县祖父的副手;县丞,官阶八,是县政府二把手,相当于副县长,人称“二太爷”;主簿,排名九品,是县政府主管粮马或治安的三把手,被称为“三当家”;历史经典,不入流,掌管一县治安,县政府第四把手,被称为“四大宗师”。

以上四个“人”(知县、县丞、主簿、经史)是进入行政序列,具有国家干部官职的朝廷命官。另外,政府里有一堆人,不是国家干部,但是比国家干部优秀,绝对可以称之为“爷”。

首先,幕友,俗称“师爷”,是县令私下聘请的行政顾问、行政秘书、行政助理,但地位高于现任县令助理,与县令的主客相称。一个小县城至少要有两个师爷来分开钱谷(税)和刑名(义);在大县,师爷多达七八个甚至十多个。除了钱谷的师爷和刑部,还有什么书开师爷(起草公文)、会计师爷(财务会计)、客户师爷(招待客人)、记名师爷(掌管书信)等等。于是乎,清朝就有了“无幕不仕”的说法,幕友以绍兴师爷为榜样

知县雇的长佐、家丁,也就是官员的仆人,虽然地位低下,但仆人对主人贵有好感,也称“二爷”。他们的工作就是跑腿,跑腿,为县太爷做左右侍候。根据不同的分工,他们由一名门卫(接待处的祖父)、一名听差(生活秘书)、一名仓库保管员(仓库保管员)、一名厨房经理(后勤)和一名办事员(办公室秘书)陪同。有的衙门,“二爷”有自己的奴才,俗称“二爷”、“三爷”。说白了,三男孩是仆人的仆人。平日里,知县有事要跟胥吏长说,一般都是通过补缺传下来的。但是,补天并没有召唤自己,而是转头叫“三爷”跑腿。召见的胥吏长进入内衙,由三个男孩陪同。

衙门里还有一批人,也叫“三公”,就是叔、女婿、老爷的统称。我是来指官员亲属的。与齐关系密切的官员,甚至是亲属,都可以归为官员的亲属。古人外出当官,往往是带着孩子成家立业,亲戚朋友也会跟着他们的到来找工作。所谓的“裸官”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以上三种类型的“男人”(师爷、二爷、官亲戚)一般属于有隐藏权力的人,被前人称为“无官责而有官权”。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作为三种隐藏权力的“男人”,谁比拥有官职的“左二爷”更有权力?官员和人民更害怕谁?

这里我卖个小关子,先讲个《官场现形记》的故事:

据说湖北省武昌省会有一座龙华寺,很繁华。市内文武官员闲暇之余来“追随你的幸福”(指捐香油钱)。寺中住持只打扫修缮,不求其他。执事还有一个认识客人的和尚,负责招待客人,处理各种政务。谁是和尚

有一次,赞宰和尚举行了超大型的水陆道场和募捐仪式,并发出邀请,邀请政要参加这次水陆功德。幸运的是,和尚尽了最大努力出发了,并在寺庙外竖起了一个新的显示器。男客席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为帝、贞、司、道的幕友、官,以及巡抚、府衙;二等是真正的紧缺,等着下面的政府类人员到第一县,带着一些富商,什么洋买办,银行汇票等字号;第三类是州县交替,以及左二的官员,有普通商人等。女座也分三等,和男座差不多。

中国人对座次安排的认识一直是广泛而深刻的。以前在某市电视台当记者的时候,我的入门课就是背市领导的排名,哪个名字在前哪个名字在后,哪个领导在镜头前用了五秒,哪个领导用了四秒,千万不能出错。这种和尚是佛教徒,应该讲“众生平等”。但他确实是个“知客”的天才,深谙俗世的“排位学”,把客人的座位分为上中下三等。享受上级席位的贵宾有提督、镇总兵(他们是武昌高级武官,相当于武将、军区军长)、布使、省按察使(副省级领导)、路侍(相当于地区专员)、幕友、督抚衙门官员、湖广、湖北巡抚,他们大概都没有屈尊参加这样的宗教活动。不然他们肯定是VIP里的VIP。二等VIP席坐满了真正的候补知府级官员和第一县(省衙门常驻知府),还有一些富商,主要是金融外贸界的成功人士。至于州县领导和助理官员,安排在三等席。

这些三等座是按什么标准排的?第一,肯定不是完全按照嘉宾的官职来排序的,因为幕友和总督衙门的官员没有领导地位,但是可以参加VIP的高级席位。“洋买办、银行汇票”的老板不是官员,但座位在州县领导之上。第二,这并不是完全按照客人的财产金额来排名的,因为“洋行买办、银行汇票”的老板们显然财大气粗,却没有资格进入VIP席位。

如果引入“隐性权力”的参考系数,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善僧根据客人拥有的实际权力值(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性权力)做出了不同等级的“知客”待遇。提督、镇总兵、政府使节、省按察使、道士都是地方上有很大正式权力的高层领导,是个VIP当然;诸侯衙门的屏亲友,虽非朝廷大员,但与高层领导关系非同寻常,隐藏的势力不可小觑,所以也坐在席上;由于清末,商人的社会影响力(隐藏的权力)日益显著,所以那些商人

界的阔佬们,也能享受到与中层领导同等的招待。

而坐在三等席位的“佐贰各官”,虽说也是戴官帽、着官服的,也各自有独立的衙署,看起来似乎风光体面,实际上却有职无权,权力完全被正印官架空,比如清代定例:佐贰官不准擅准词讼,不得擅系犯人算功。难怪他们被安排到最下等的席次,同“寻常买卖人”一般待遇。

从知客僧善哉的“权力排名学”,我们可以得出前述问题的答案了——衙门中的师爷与官亲,远比那些具有正式官员身份的“佐贰老爷”更有权力、更受尊敬。

“权力亏虚”与“权力虚高”

借用一个医学术语,我将佐贰官的权力短缺状态称为“权力亏虚症”,其主要“症状”是油水不足、肚皮干瘪,因为没有人买他们的账。我们继续转述《官场现行记》的故事:

话说湖北蕲州有个新任吏目(吏目是州的佐贰官,从九品,协助正印官掌管治安巡捕之事),叫做随凤占,花钱买了个“蓝翎五品顶戴”,请了漆匠将“五品顶戴赏戴蓝翎蕲州右堂”的头衔制成招牌,带着上任。

到了蕲州,照例先去禀拜知州大老爷。先见了门政大爷,送过门包,自然以好颜相向,彼此如兄若弟地鬼混了半天。见过知州大人之后,还不敢告退,凡是衙里官亲、师爷,打账房起,钱谷、刑名、书启、征收、教读、大少爷、二少爷、姑爷、表少爷,由执帖门丁领着,一处处都去拜过。也有见着的,也有挡驾的。连知州大人一个十二岁的小儿子,他还给他作了一个揖。一个州衙门已经大半个走遍了。出来之后,仍在门房里歇脚。门口几位拿权的大爷,是早已溜得熟而又熟,便是知州大老爷的跟班,随凤占亦都一一招呼过。三小子倒上茶来,还站起来同他呵一呵腰,说一声“劳驾”。

按照例规,蕲州当地的烟馆、赌场、窑子、当铺,每逢三节(春节、端午、中秋)是要向吏目致送节礼的,随凤占接任的时间是腊月,临近春节,他生恐怕节礼被前任预支,急急赶来上任。谁知有两家当铺的节礼还是被前任先收了,也就四块银元。随凤占心想:“烟馆、赌场、窑子等处是我吃得住的。唯独当铺都是些有势力的绅衿开的,有两家已被前任收了去,年下未必肯再送我,岂不白白地吃亏。这事须得趁早向前任算回来,倘若被他走了,这钱问谁去找呢。”主意打定,立刻亲自去向前任要钱。但前任不给,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拉扯着要去交知州大人。

来到知州衙门大门口,两人又都用死力揪住不放,几位门政大爷正在门房里打麻雀牌,见状,一齐上前喝阻。随凤占说了原委,只听一个打牌的人说道:“真是你们这些太爷眼眶子浅!四块钱也值得闹到这个样子!我们打麻雀,只要和上一百副就有了。四块洋钱什么稀奇!我昨天还输了四十多块哩!”另一人说:“老哥,谁能比得上你?你们钱漕大爷,一年好几千地挣,人家当小老爷,做上十年官,还不晓得能不能赚到这个数目!”钱漕大爷道:“我有钱赚,我可惜做不着老爷,他们大小总是皇上家的官。”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把个随凤占同前任羞得无地自容,也深悔自己孟浪,如今坍台坍在他们这一班奴才手里。

看看随凤占的名头:“五品顶戴赏戴蓝翎蕲州右堂”,似乎很能吓唬人,其实这个头衔没有半点权力含量,只能用来向当地烟馆、赌场、窑子、当铺收几块大洋的保护费,绅衿开的当铺还不敢十分招惹,对知州衙里的官亲、师爷、门政,更是执礼周到,连对知州大老爷的跟班和三小子,也要尽量套近乎。不是随凤占这个人为人谦卑识礼,而是权力不如人。权力大小,可以体现在可见的权力收益上,协助知州征收钱漕的长随一年有好几千两银的收入,佐贰官随凤占却要为区区四块大洋斤斤计较乃至大打出手,这几块钱还不够州衙仆役们打麻雀牌。

可见“二爷”们(衙门仆役)掌握的权力,也比佐贰官的那点职权更管用。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有一句话说:“衙门自以总督为大,典史为小。然以总督衙门之担水夫,比典史衙门之典史,则亦宁为典史,而不为担水夫。何也?典史虽小,尚属朝廷命官。”袁枚是用衙门的比喻来说明学诗应自成一家,别跟在名家屁股后做“挑水夫”。事实上,总督衙门的担水夫,那当然是比典史等佐贰官更吸引人。

如果说,有职无权的佐贰官是“权力亏虚”,那么,无职有权的官亲、长随等隐权力集团,则得了“权力虚高症”。我用“虚高”这个词来隐喻官亲、长随在名分上本无合法权力,但实际上隐权力却高得离谱,主要表现为:油水足,权力收益丰厚,大伙争着讨好送礼。关于长随的权力收益我已有专文讨论,这里主要探讨一下官亲的权力值。还是引证《官场现形记》的故事:

话说湖广总督湍制台有个姘头,叫宝丫头,后来收为干女儿,并为她找了一个夫婿——武昌城本标右营代理游击(军区中层武官)戴世昌。这戴世昌自从做了总督东床,有了靠山,自不免有些趾高气扬,眼睛内瞧不起同僚。他的干丈人也果有势力,成亲不到三月,便把他补实游击,代理官转为实缺官。除了寻常差使之外,又派了一只兵轮委他管带。人家见他有此脚力,合城文武官员,除了提督、镇总兵、两司之外,没有一个不巴结他的,就有一班候补道也都要仰承他的鼻息。在龙华寺的水陆道场上,戴世昌虽是游击小官,但因是湖广总督的干女婿,所以也坐了第一等客位。

湍制台的干女儿宝丫头(现在应该改称“宝小姐”了)比丈夫还厉害,真正是小人得志,弄得个气焰熏天,见了戴世昌,喝去呼来,简直像她的奴才一样。后来人家走戴世昌的门路,戴世昌又转走他妻子的门路,替湍制台拉过两回皮条,一共也有一万六千两银子。湍制台受了。自此以后,把柄落在这宝小姐手里,索性撒娇撒痴,更把这干爸爸不放在眼里了。

宝小姐有一样脾气,是欢喜人家称呼她“姑奶奶”,不要人家称她“戴太太”。你道为何?她说称“戴太太”,不过是戴大人的妻子,没有什么稀罕;称“姑奶奶”,方合她是制台干小姐的身份。她常常同人家说:“不是我说句大话,通湖北一省之中,谁家没有小姐?谁家小姐不出嫁?出了嫁就是姑奶奶。这些姑奶奶当中,哪有大过似我的?”她既欢喜奉承,人家也就乐得前来奉承她。有些候补老爷,单走戴世昌的门路不中用,必定又叫自己妻子前来奉承宝小姐。这些太太们同她来往,知道她是阔出身,眼睛眶子是大的,东西少了拿不出手,有些都典当了东西,买礼送她。

那次出席龙华寺水陆道场,善哉和尚对她更是接待周到:备了一间精室,特地买了一张外国床,一副新被褥和外国纱帐子、鸭毛枕头,说是预备姑奶奶歇午觉的。床面前四张外国椅子,一张小小圆台,圆台上放着一个精美的果盒,堆着些蜜饯点心之类,极其精致,说是预备姑奶奶随意吃吃的。靠窗一张妆台,脂、粉、镜奁,梳、篦、金暴花水之类,亦都全备,又道是预备姑奶奶或是午休后或是饭后重新梳妆用的。床后头还有马桶一个。

戴世昌尽管是个小军官,但当了总督大人的干女婿之后,立即成为合省文武官员巴结的对象。他的职务虽没有大的变化,但实际权力显然已今非昔比。他的妻子宝姑奶奶虽是女流之辈,在男权社会,是没有资格当官的,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湖北官场上呼风唤雨,把持权门,充任权力经纪,收取贿金,比戴世昌还抢手。这对夫妇的权力,与其说是科层制内的公共职位所授,不如说是来自他们与总督大人的特殊关系网络。科层制的权力分配,甚至远远比不上关系网络传导过来的隐权力有用,为什么有职的佐贰官权力不如无职的官亲,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戒用官亲?

作为官亲的衙门“爷们”,非常容易从关系网络中获得隐权力,一旦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惹出祸端,本官往往难以收拾,清代不少官员对此都深有体会,当过师爷和知县的汪辉祖说:官亲滋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伤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官场阅历更丰富的张集馨也认为: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指家丁、长随)可以驱逐而严治之。”

所以,清代官场上有一句谚语说:“莫用三爷,废职亡家。”此处的“三爷”就是指以少爷、姑爷、舅爷为代表的官亲,误用官亲,后果可能是丢了官、破了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也提倡“至亲不可用事”,曾在我家乡做过知县的清代能吏李平书还贴出公文告示:“随任之官亲,襄理家务,于公事绝无相干。一切词讼案件,概由本县亲自主裁,旁人不能稍参末议。如有不法之徒,遇案造谣,谓某官亲可托关说,则造谣之人,立时拿送到县。”

这种戒用官亲的思路,与帝国相承已久的“流官”(异地为官)、“回避”制度以及批判“任人唯亲”的政治哲学,是基于同样逻辑之上的。“流官”制度也好,“任人唯亲”批判也好,“戒用官亲”信条也好,其逻辑出发点都是:官场上的熟人关系无可避免地会结成隐权力网络,对朝廷的正式权力体系造成破坏;为了防止隐权力网络的出现,必须将官员隔离在熟人关系之外。

站在科层制的立场上,这种看法无疑是合理的。然而,现代社会所实行的文官制加民主制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土官”(本地人主政)未必就会导致产生出一个私人性的权力关系网络;“任人唯亲”的情况更是民主体制下的家常便饭,民选首长不选择自己熟悉的人组成领导班子,难道要将权力交给一帮自己不了解的陌生“爷们”吗?那么,为什么人家任用“官亲”不会产生隐权力之患呢?

归根结底,隐权力是否兴风作浪,并不在于官亲是否获得权位,而在于权力的日常流动是否严格控制在制度性的管道内,这个权力管道是否能保证权力流动的畅通无阻、是否能有效抵御私人关系网的入侵。

如果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是断裂的、堵塞的,如果权力的流通需要借助关系网络的隐秘通道,如果私人关系网络可以轻而易举地嵌入正式权力管道。那么,即使“任人唯贤”,那个“贤者”也会积极建立关系网、积累隐权力,晚清一代名臣胡林翼在湖北当巡抚时,就极力讨好湖广总督官文,想方设法走后门拉关系;即使官亲们都不在其位,他们还是有隐权力的“爷们”,还是能够透过关系网络谋其政,上述《官场现形记》故事中的宝姑奶奶就是明证。

事实上,虽说官谚有云“莫用三爷,废职亡家”,但在我比较关注的清代官场上,要做到“戒用官亲”,简直是不可能的。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知道,朝廷为州县配备了一套佐贰班子,衙门又有一大帮书吏衙役办事,但州县长官总是带着自己熟悉、信任的师爷、长随赴任,并将他们安排到重要的权力环节中。这个州县长官的私人班底,宽泛点理解,也可以说是“官亲”。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州县长官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委派熟悉、信任的人去办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权力能落到实处。但是,由于帝国官场上的权力呈现出弥漫状态,而不是严格控制在正式管道内,越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获任正式职务),越能用锅碗瓢盆捞到不受约束的权力,于是隐权力泛滥成灾。

本文摘自《隐权力》,吴钩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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