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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在中国古代 首先出现了人口调查 然后出现了土地调查

佚名2021-07-21 20:00:02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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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是较早的一次古代景观调查的结晶,最早提出了“九州”说。宋朝根据《禹贡》画了《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是指对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社会调查,包括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至清初的社会调查。

古代有哪些类型的社会调查

随着社会调查目的和需求的发展,古代社会调查的类型也在不断扩大,其调查对象和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多样化和扩大。

行政社会调查。它的调查人员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官员,其主要目的是收集贡品,招募士兵,派遣徭役,管理国家和巩固统治,同时为社会服务。如商代甲骨文中关于“入民”和战争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会计制度和“首税亩”,秦的“初造男书年”和“造钱头自履田”,韩的“为齐人编户”和“测田”,隋的“失籍法”,唐的测地和《国计簿》。行政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统治和剥削人民的重要工具。

转型社会调查。它的调查者主要是社会改革者,其主要目的是揭露弊端,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促进变革,打破旧的,创造新的。如的《明德慎刑》、《敬德护民》、管仲的《法明评论》、《八观》、孙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商鞅的《强国知十三号》、秦的县制改革与车同轨、书同文、韩的文治与光武帝中兴、北魏孝文帝等,改革导向的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社会改革家探索社会原因、提出改革方案、进行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学会调查。它的调查者主要是各种学者,主要目的是广泛收集信息,进行学术研究,形成新的观点和新的知识。如先秦《山海经》、孙吴《孙子兵法》、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天工开物》、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魏源《海国图志》等。学术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学者和思想家收集社会信息、研究社会现实、形成新的观点和理论的基本方法。

文艺社会概览。其调查者主要是作家、艺术家、诗歌作家等。其主要目的是观察社会状况和舆论,深刻反映现实,创作新作品,塑造新人性。比如先秦时期的《诗经》、《离骚》、《九歌》,建安七子时期的《洛神赋》、《饮马长城窟行》、《西京乱无象》,陶渊明时期的《归园田居》,明清时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冯文艺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文艺工作者观察社会状况的一种重要方式

应用社会调查。其调查人员除上述类型的调查对象外,主要是各行各业的领导,主要目的是把握社会需求,服务广大受众,开拓新业务,创造新局面。如秦的《西游记》、柳岩的《商业调查与经济调查》、郑和的《金瓶梅》、徐宏祖的《三言》、清的《红楼梦》、《聊斋志异》等记载的司法调查。应用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社会各界领导满足社会需求、做好本职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的有效手段。

古代社会调查研究了什么

人口调查最先出现,其次是土地调查。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需要招募士兵抵抗外来侵略或对外扩张,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对“寄宿人”的考察。这说明人口调查早于土地调查。就人口调查而言,由于招募士兵和派遣徭役只需要知道丁(成年男子)的人口,定口调查早于全面人口调查,直到西周,“大比、人数、自生牙、天府。”(《儒林外史》),仍然不是全面的人口调查。就土地调查而言,景观调查早于实地调查。由于古代洪水频发,涉及部落兴衰,出现了大规模的景观调查,如古代景观调查的结晶《封诊式》、《郑和航海图》等。至于田野调查,由于中国早期地广人稀,不可能想耕多少地就耕多少地,直到春秋时期,楚才出现了“蜀土田、都林山、琪宇泽、边井岭”(《徐霞客游记》)的记载。

先注重对人和户口的调查,再注重对田地和财产的调查。赋与役是赋、税、兵、役的统称。税收是统治者为管理国家、维护统治而征收的土地税和税收,一般包括以人为本的人头税、以户为本的财产税、以田为本的土地税以及各种苛捐杂税。兵役是指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镇压人民抵抗、抵御外敌入侵或对外扩张,以及修建皇宫、官署、水利工程等官民工程而强行征集的士兵和徭役,一般由成年男子征集。

中国古代的税制以唐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的“两税制”为界。在此之前是多税多税,然后转向重地税和财产税。因此,从夏、商、周,到秦、汉、隋,直至唐初,收税调查的内容多集中在定口调查、人口调查和户籍调查上;唐建中元年以后,转向重实地调查和财产调查,特别是清朝雍正实行“地分亩”改革后,田产成为行政社会调查的重点内容。但是,这绝不是说人口和户籍调查不重要。因为征兵是针对成年男子的,所以历代都很重视定口调查。秦以后的定口考察

扩展为人口调查,但仍强调“令男子书年”,其目的是便于根据男子年龄来征集兵员和徭役。总体而言,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人丁、户口调查,不仅先于田亩、财产调查,而且重于田亩、财产调查。

先经济领域调查,后非经济领域调查。夏、商、周时期,以农牧业为经济基础,以税赋为主要目的,因而早期经济调查的内容,大都涉及农牧业和税赋情况。例如,夏王朝的农业主要种植粟、黍、豆、麻和水稻,其收成和税赋主要取决于土壤状况,因而《禹贡》按土质优劣对九州的田、赋情况进行复合分组:首先,按“等”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按“级”再细分为上、中、下三级。这种复合分组,既是农业调查的结果,又是税赋调查的总结。

至于非经济领域的调查内容,在夏、商、周时期,主要涉及军队、战争、狩猎和祭祀等情况的调查。秦汉以后,贾谊的《治安策》,傅玄的“五条政见”,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论时政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则大都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等非经济领域。

先客观现实情况调查,后主观精神状态调查。先秦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就很重视主观精神状态的调查。例如,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真实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面貌。它既是对奴隶社会客观现实的描述,又是上古时期社会习俗风尚、主观精神状态的反映。又如,管仲的“八观”,前四观主要涉及饥饱、贫富、侈俭、虚实等经济领域的客观现实情况,后四观则主要是对“民”、“臣”和“上意”的主观状态进行调查,并据此对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兴灭、存亡做出判断。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更重视广大民众的主观精神状态。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所宣扬的“民本”思想、“民权”意识,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当时民众主观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的结晶。

(作者水延凯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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