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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错案”如何追究责任?不公正的法官将和囚犯犯同样的罪行

佚名2021-07-21 22:20:00  阅读次数:

近日,浙江张高平一大叔被杀强奸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最终无罪释放,成为新闻焦点。如何追究涉案司法人员的责任再次引发热议。

中国古代,如何防止“错案”的出现?历代刑法中有哪些惩治「错案」的问责措施?

如何防止古代审判中的错误?

先秦时期的不公平刑罚

“他的一切罪过都是平等的”这一罪名与囚犯的罪名是一样的

案件由人调查,由人审判,很难保证客观真实。如果有人为了一己之私跑法律,更不可避免的是会出现冤假错案。

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尚书周书吕刑》已经提到了刑法审判中的五大弊端:依靠官方权力,以私心报复,暗中出轨(一说听女枕清风),索贿,求人说情,也就是所谓的“五错”,只有官员,只有反,只有内部,只有货,只有到来”。如果法官在这五个方面的行为有失检点,导致处罚不公,“他的罪行都是平等的”就意味着他的罪行和犯人的罪行是一样的。可见,在先秦时期,古代中国人就开始防范不公正的审判和司法腐败。

就问责制而言,先秦时期的惩罚力度相当大。为了防止官员相互保护,还出台了举报犯罪奖励制度:如果同事能够主动举报揭发枉法官员,不仅可以免除处罚,还可以代替枉法官员,享受相应的物质待遇。

由于一系列严格的问责制度,先秦时期的司法人员大多严于律己,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尊严。有些人甚至会责怪自己办案不当,自杀偿命。春秋时期的李立,是相当于晋国最高法院院长的监狱官,在现代司法界也受到高度评价。《史记循吏列传》有记载,李立因为误听假信误杀了人,非常有罪。他拘留了自己并判处死刑。虽然当时的君主晋文公和重耳释放了他,但李丽丽拒绝赦免,傅坚自杀了。

除了问责制,先秦时期还有纠察制度,为受害方提供了申诉渠道。如《周礼秋官》记载,有一个职位叫“禁杀”,是周朝“掌管杀”的国家高级公务员。他专门负责纠察官员和擅自使用杀人刑罚的人的行为。故意拒绝受理案件或阻挠他人申诉的法官,即“犯人”和“镇压者”,一经发现和举报,将受到严惩。"

为什么古代会出现刑讯?

《明律》规定“一月不抢匪者20”

主管官员“罚款两个月”

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除了专业水平低、责任心不强、贪欲重之外,还与相应的刑侦体制有关。

古今案件侦破和抓获犯罪嫌疑人都有一定的期限。根据《唐律疏议盗贼》《部内盗贼与容止盗贼》一文,要求在唐朝事件发生后30天内将盗贼和杀人犯逮捕并绳之以法。如果在规定的30天期限内无法抓获破案,将对案件发生地区相当于现任警察局长或刑警队长的责任人进行处罚。

这种严格的破案规则被后世王朝继承了下来。比如第《大明律刑律捕亡》条“抓小偷限额”规定“一月没抓到强盗,二十;两个月,三十;三月,四十。”同时,主管官员将从其工资中扣除,并处以两个月的罚款。

在这种破案规定下,很难排除误捕和错捕的可能性

刑讯存在于先秦时期,秦汉时期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到了南朝后期,这方面又有了新的花样。《隋书刑法志》记载,南朝在梁武帝的时候,有一种官方认可的酷刑手段。被拘留者饿了三天之后,被重新检查,反复饿,这叫“量刑”;南朝时,陈有一个“立试”。在拷打被拘留者后,他强迫他们站在一个大约一英尺高的土堆上,只能用两只脚站立。他们每次站“七分钟”,大概持续100分钟左右,一圈又一圈。

隋唐以后,刑讯逼供开始受到法律的规制,但实际上,刑讯逼供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或缺的。

比如宋朝的时候,用的招数仅仅从名字上看就很恐怖。《宋史刑法志二》记载有“落柴”、“夹帮”、“脑箍”、“超级棒”等多种酷刑,其中“脑箍”法就是用绳子把犯人的头绑得紧紧的,钉上木楔,使犯人头痛欲裂。

古代如何限制非法取证?

《唐律》规定如果孕妇遭受酷刑,

“决胜局”将是“一百支”

有了这样的折磨,你活不下去,你死不了,也没几个人不老实。如《汉书路温舒传》记载,著名的“法官rdq”

uo;路温舒所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意思是,严刑拷打之下,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所以不少犯人只得就范,编造供词。

东汉永初年间(公元107—113年),曾出现了不少冤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当时临朝的邓太后,亲自到洛阳寺审案。当时,有的囚徒根本没杀人,因遭刑讯逼供只得认罪。邓太后仔细审核,最后理清了所有冤案,办案的洛阳县令被逮捕并下狱抵罪。

在古代,因为刑讯手段过于严酷,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拓跋宏(孝文帝)当皇帝时,有的官员一旦定不了案,便采取刑讯逼供取证手段,给犯人戴上超重刑具,如不交代再在脖子上系上一块大石头,安排身强体壮的狱卒轮番拷打。孝文帝“闻而伤之”,当即批示,以后不是大逆不道,且有明证却不肯招供者,不准再给犯人戴大型枷锁。所以,考虑犯人容易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即便在刑讯合法、允许逼供的朝代,法律对刑讯行为也是有严格限制的。

为了防止非法取证,各代的用刑标准都有上限,如唐代便规定,“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即最多打200下。对特殊对象,唐代还有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一律禁止刑讯。

《唐律疏议·断狱》“拷决孕妇”规定,“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对孕妇行刑、刑讯,相关责任人要被“杖一百”;即便对生产以后、未满百日的女犯动刑,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唐代这一防止非法取证的规定为后来历代沿袭,宋、元、明、清诸朝刑律中,都有类似的条款。

古代如何惩治超期羁押?

《明律》规定“若无故稽留三日不放”

法官将被“笞二十”

明代以酷刑著称于史,但同样禁止刑讯逼供,不止一位皇帝亲自作过批示,不得严厉拷打犯人。

《明史·刑法志二》记载,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曾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下诏,“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当然,古代在惩罚执法者的违法行为时,也会考虑是故意还是过失。宋朝规定,如果故意挟私情违法拷讯致囚犯死亡的,以故杀论,处斩。如果是过失行为,则减轻罪行。如将无罪者拷打致死,减故杀罪一等;如被拷打死者是有罪之人,则减故杀罪三等惩罚。

除限制刑讯逼供,古代对犯人的羁押期限也有严格的规定,不得超期羁押。

“羁押”是现代司法术语,古代称羁押为“囚禁”,法官如果不按规定囚禁犯人,要承担刑事责任。《唐律疏议·断狱》规定,“若不应禁而禁,及不应枷、锁、杻而枷、锁、杻者,杖六十。”

《明律·刑律·断狱》“故禁故勘平人”条规定:“凡官吏怀挟私仇故禁平人者,杖八十;因而致死者,绞……若故勘平人者,杖八十;折伤以上,依凡斗伤论;因而致死者,斩。同僚官及狱卒,知情共勘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所谓“平人”,就是指没有犯罪的普通老百姓。

在问清细节,被告已认罪又无需再询问的情况下,不只证人,连原告也应即时放回,否则相关法官要被处罚。《明律·刑律·断狱》“原告人事毕不放回”条规定,“若无故稽留三日不放,笞二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

古代“断错”了案如何处置?

汉顺帝建康元年零陵太守刘康

因“坐杀无辜”而“下狱死”

司法问责制度,根本上是为了减少和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那么,万一案子判错了,怎么办?中国古代主要有同职公坐、援法断罪、违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决等五种情况,分别论罪。其中,最突出的是“同职公坐”责任。

所谓“同职公坐”,是指所有参与具体办案的人员,在判决书上均要签字,如果将案件错判了,均负有连带责任,即过去常说的“连坐”。《唐律疏议·名例》“同职犯公坐”条,“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可见,即便无私心、无腐败,仅仅是工作失误,从上到下四级责任人都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如果非工作失误,采取虚构事实、增减案情的办法,将案子错判,有罪者判无罪,无罪者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即所谓“出入人罪”,惩罚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处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误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死罪不减”。

“反坐制度”继承了先秦判罚不公“其罪惟均”的刑法思想,此制度在汉代已施行,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零陵太守刘康,因为“坐杀无辜,下狱死”。

法官依法审案,“援法断罪”,否则问题很严重。据《商君书·赏刑》,先秦时如果法官不执行君王法令,将被判处死刑,而且父母、兄弟、老婆都跟着他倒霉。这一点进入封建时代后,有所减轻,但也要领“笞刑”,唐、宋及明、清法律中都规定:“违者笞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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