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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代死囚要表演“秋后审问”

李赫2021-07-22 12:04:00  阅读次数:

来源小奥酱油史网。com。

“秋后”一词中的“秋后”一般指秋天和冬天。司法领域的“讯问”原意是讯问,后来衍生出“量刑”的意思,而“讯问”指的是死刑。文献中也有一组词,如“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其中“宗教裁判所”也指裁判。从字面上看,“秋后盘问”是指秋冬季可以判处死刑并执行。“秋后质疑”应从其起源谈起。

从现有史料来看,“秋后质疑”最初可能是一种司法习惯,也可能是一种理想的司法原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的最早的资料是《左传》。《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传》记载,蔡声子与楚灵隐交谈时,有这样一句话“古之治民,劝赏畏罚,勤于关心百姓,春夏之赏,秋冬之罚”。这段对话很有名,也是成语“楚辞金彩用”的由来。蔡声子说,秋冬行刑是“古者治古”的统治,这可能不可信,因为古人普遍有崇古的倾向,很多人往往把自己的观点贴上正确的标签,让自己的观点看起来更可信。此外,《十三经》年有一本介绍古代理想官制的书叫《周礼》,把理想官制中的官职分为天官、地方官、泉官(看清楚了,这个竖就是竖,宝盖头下没有两个“口”),夏官、董官。其中《秋官》是《禁持国》关于《周礼》写于何时,从战国初期到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期,众说纷纭。根据这些观点的上限,如果我们认为这本书写于战国之初,那么这又是战国晚期以前的古人已经有了将秋与刑法联系起来的思想的又一重要证据。

一般来说,西汉历史分为两个时期,以宣帝和元为界。宣帝是“中兴之主”,保持了西汉的稳定发展。但自以后,西汉王朝衰落,所谓“元、成、艾、平,一代不如一代”。

历史学家对元帝的评价是“软仁善儒”。这个评论应该是正面多于负面的,或者至少是褒贬不一的。现在看来,“柔”字用得很恰当。元帝真是一个软弱而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就大大减少了。所谓“善儒”是真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因为善儒是“俗儒”。

元帝当太子时,曾向宣帝建议:“陛下这句话太深奥了,用儒生为宜。”宣帝训斥他说:“汉家有自己的制度,混有霸王,但纯粹是道德教育!”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的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叹道:“你若惹我家,太子也!”而想“守善法”的淮阳王献柳琴更容易成为王子。后来因为思念亡妻徐平君,没有抛弃弟弟,建立弟弟。然而,宣帝在对太子进行皇室教育时,以儒生为师,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了中国历史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皇帝。他在习之广泛留学,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基础不仅远超其父,在西汉诸帝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为什么西汉从他这样一个“心软好儒”的人开始逐渐衰落?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纯道德教育

汉宣帝之前,基本实行“霸王杂上”的统治策略。到了元帝时代,它开始反对上一代的帝国制度,

元帝的“纯道德教育”既有其自身深厚的儒家经典修养,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农民破产,有的成为佃农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的假田,成为假田上的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这些人原本所承担的一切税费都转嫁给了人民,即自耕农。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员贪婪,天灾频仍,各地不断爆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因此,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不得不放弃“霸权”,接受道德教育,以缓解社会矛盾。这一战略转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实施的。

由于缺乏文献资料,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这个时代会有这样的司法习俗或司法理念。也许和古代的祭祀习俗有关,也许更冷的天气和落叶真的会刺激人对死亡的通感。战国后期,这一概念终于获得了明确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阴阳五行概念。按照现代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普遍看法,哲学史意义上的阴阳概念可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五行学说应该诞生于战国时期。它们原本是两种不同的原始哲学思想,各自独立发展,互不相干。其中,五行学说首先试图解释甚至指导政治实践。书写于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孟秋纪第七》年。明确指出,根据五行学说,秋刑更适合犯人:“又是月,要修法制,要戴镣铐,要禁奸,要慎罪慎恶,要争取;命理看伤,审伤,按折判判,定狱官司,会公正公平,杀人有罪,严惩人。天地开始亡,你赢不了。”这大概是已知最早找出“秋后质疑”理论依据的古代文献。自战国末期以来,阴阳学说逐渐呈现出与五行学说相关的趋势。

到西汉董仲舒时期,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完全融合并被吸收到儒家学说中,构成了中国古代官方世界观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所倡导的秋天行刑的观念,已经从一种习俗或理想观念逐渐转变为国家法律正式规定的司法制度。据《后汉书郭陈列传第三十六》记载,汉初的司法习俗是“小和草法,秋议囚,避春月初”。后来制度被规范为“破狱以报重,常做三冬月”。东汉元和二年,行刑时间改为“冬十月初”。上面引文中的“秋吉”是秋天的最后一个月,而“理论”和“报纸”都指的是判断。当谈到这里的三次处决时,

间都属于“秋后”的六个月的范畴,但外延各有不同。这开启了古代行刑时间的一种常态。

此后历代,可以判处并执行死刑的时间不断地有所调整,但无论如何变化,基本是限于秋、冬的六个月里面的。这里还有一条规律,就是极少会有时代会把春节所在的阴历正月划入可以行刑的时间里面。这一点,即使不用阴阳五行学说去附会也很好理解,毕竟大过年的,谁愿意去杀人嘛。除此以外,各种重要节日也经常被要求不许行刑。皇上、衙门老爷和刽子手也还都是想过个节的。过节时一般会有电商促销,大家买买买都忙不过来,谁有闲心去砍头嘛。

在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渐趋定型,一般的死刑案件都要报请朝廷核准才能执行。而秋冬行刑的规定也就由此拥有了制度上的实际意义,给了皇帝和朝廷一个集中复核死刑的时间。那些被初判死刑,等待复核的死囚被称为“监候”,不过“监候”这个词还有其它义项,在文献中看到时要加以甄别。死刑复核制度传到清代,就诞生了着名的秋审制度。这项制度的最后一步是皇帝亲自调看所有上报待核的死刑案件卷宗,凡有他认为确实应该死啦死啦的的,就在犯人名字上划个勾,称为“勾决”。皇帝划不划这个勾,除了与案情本身有关,和他当时的心情关系也很大。而这个勾一旦划上,很快就会有一颗人头落地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春秋》决狱”是说用《春秋》这本书上的判例和微言大义来处理刑事案件,“秋后算账”本义是说地主们秋收后和佃农们计算一年的账目,或债主在秋收后去讨钱。这两个词和“秋后问斩”看起来有点相似,但其实它们之间是很清白的,并没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报应”,得到“福报”是善事积累的结果,得到“恶报”则是恶事积累的结果。对于强调“香火传承”、恐惧“断子绝孙”的中国人来说,“报应”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

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的说教和传统的“报应”观念相结合,更在民间根深蒂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俗谚就是最典型的表述。

按照清代长随的教科书《公门要略》的说法,当时的法官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时,是由刑房书吏将死囚的犯由牌(也称姓名标子)倒呈长官,长官提笔,刑房书吏就势往上一拖,让死囚姓名上勾到红笔痕,这就算是那支笔签发的死刑执行令,法官不直接对此负责。

那支笔就此抛弃,再也不用。而监斩官为了辟邪,出发监斩时总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红斗篷来避邪。行刑结束后,总要绕道城隍庙去烧香,让城隍老爷管住可能跟在身后的鬼魂。回衙门后还要大放爆竹,官轿再进大门。全体衙役出动,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齐,挥动棍棒“排衙”,驱赶鬼魂祟气。

《水游传》第一百十回讲处死王庆,“刽子手叫起‘恶杀都来’,恰好午时三刻”。所谓“恶杀(煞)都来”,是让死者记住是恶煞神取了他的性命,不要来缠刽子手。而行刑结束后,就如第四十四回病关索杨雄在市心里行刑后,就有一批帮闲朋友上来给他披红挂彩,弄点鼓乐吹吹打打,到城中热闹的酒店喝酒,以赶走可能跟随而来的鬼魂阴气。

说起来中国文化的宗教色彩不浓,可是实际上鬼魂因素却总是在民众乃至于官府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文学作品中“午时三刻”杀人时辰,就是这种鬼魂因素起作用的例证之一。

“午时三刻”问斩犯人还有另一层意思。在“午时三刻”,人的精力最为萧索,往往呈现昏昏欲睡的状态,处于“伏枕”的边缘,所以此刻处决犯人,犯人在被砍头的瞬间,也许痛苦会减少很多。如此看来,选择这样的时间来处决犯人,也有一些体谅犯人的考虑,体现了古代严酷法治下尚存的一丝人道主义。

不只是“午时三刻”才杀人

那么,是不是古代法律规定在“午时三刻”行刑的呢?并非如此。

比如唐宋时的法律规定,每年从立春到秋分,以及正月、五月、九月,大祭祀日、大斋戒日,二十四节气日,每个月的朔望和上下弦日、每月的禁杀日,即每逢十、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在此期间都不得执行死刑。

而且还规定在“雨未晴、夜未明”的情况下也不得执行死刑。有人计算后认为,按如此规定唐朝一年里能够执行死刑的日子不到八十天。在行刑的时刻上,唐代的法律明确规定,只能在未时到申时这段时间内,也就是在大约合今下午一时到五时之间行刑,其实并不是“午时三刻”。

而明清的法律只是规定了和唐代差不多的行刑的日期,对于行刑的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实际上在清朝的小说里,这种“午时三刻”行刑的描写就不太多。比如《醒名花》第七回里说:“当时秋尽冬初天气,凡各府州县监牢内,有那十恶不赦的重囚,例于此时处决。是日双流县知县高捷,接得圣旨到来,开读过了,即把处决有名的几个斩犯,到了五更时分,绑到十字街坊行刑。”这说的就是在大清早行刑。

相反也有黄昏行刑的。清人笔记《梦厂杂著》里记载了梅州的一桩奇案。当地一个****杀人犯蔡阿三被判死刑。钉封文书(死刑执行令)到达时,恰好知州公出,州里只有一个吏目(管治安和监狱的小官),无法监斩。吏目找来当地驻军的游击(军官)商量,那游击说:“文武一体,我为什么不能监斩?如果按制度请邻州的知州来监斩,至少要三天,会延误期限。”吏目就拆了封,下令提取死囚。两人商议停当已是下午,拖拖拉拉到行刑时已近黄昏,来到城外刑场,天下起雨来,天色更暗。

那挑来临时充当刽子手的营兵从来没有杀过人,行刑前一杯连一杯地灌酒壮胆,持刀上场人已大醉,听到一声“斩”,挥刀一砍,见死囚倒地就报“斩讫”。吏目和游击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验看,派一个千总(军官)验看。那千总上前马马虎虎瞄了一眼,就说:“身首分离一丈多远,还活得成吗?”于是草草收场。可第二天收尸,却找不到尸首。游击和吏目惊惶失措,在刑场附近悬赏搜寻,总算在一个茅坑边上找到了蔡阿三。

李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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