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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祸根:明神宗对好东西的贪婪和把国家变成家

网络整理2021-09-13 20:28:00  阅读次数:

明神宗的“把国家变成家”摧毁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明神宗死后仅七年,明末陕北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十七年后,明朝的统治大厦倒塌。

本文原发表于2011年第8期,《同舟共进》。最初的标题是“明神宗对好东西的贪婪和把国家变成一个家”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第十四任皇帝。万历十年(1582年)在位时,“唐藏满,国最富”,“太仓积粟,可十年用,斯通(太仆寺)积四百余万”。但万历中后期是“望仓而空”,边镇的报销是“历年之外”,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明神宗的“酒、色、财、气”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养肥了皇室,却掏空了国库,榨干了百姓,从而埋下了明朝覆灭的祸根。

【拼命花钱如水】

当明神宗继承王位时,他10岁,但他只有9岁。故宫由生母李太后统治,外国王朝以高拱为记录。不久,张的第二个助手嫁给了宫里的太监,拒绝了高拱的求婚,成了第一个助手兼皇帝。在的支持下,张进行了严格的改革,开源节流,形成了“财大气粗”的局面。同时对小皇帝严加管教,试图“送君尧舜”。但张对的管教太严,使小皇帝感到叛逆和报复。张病逝十年后,变法的气象消失了。

明神宗生长在腐朽的宫殿里,祖父明世宗和父亲明穆宗的腐朽生活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宫内有、的监督,宫外有张的教育,但他还是输给了身边众多宦官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养成了四个坏习惯:酗酒、爱色、贪财、易怒。张死后,他没有任何恐惧。

明神宗对食物和衣服非常讲究,他非常奢侈和挥霍。明朝朝廷的伙食由礼部下属的光禄寺支付。万历初年,年支出13.4万,万历中期增至近30.2万。万历三十二年年底,光禄寺已无银可养。明神宗下令向财政部借款3.2万元,向太仆寺借款2.2万元。后来朝廷的伙食费越来越大,光禄寺经常拖欠货款。宫廷中使用的器物,如折扇、长袍、丝绸和瓷器,都在不断扩大,明神宗经常下令将更多的器物送往各地。

朝廷举行婚礼、葬礼、封爵、祭祀等仪式,费用更是惊人。万历六年,结婚,张当政,不准随便花钱,只用了七万两银子。张死后,费用急剧上升。立太子,只为买宝物等。大约用了30万银子。为了组织太子婚礼,他买了好几次佛珠玉器,万历二十七年用了七十多万银子;皇室公主结婚,花了12.2万银子;斧王的婚姻花费了30多万元。

土木工程是明神宗亲政府时期最昂贵的支出。万历十一年,年仅21岁的明神宗徒劳无功地选择了位于北京郊区昌平的寿宫。第二年,定陵开始修建,耗时6年左右完成,消耗白银多达800万两,相当于中国两年的土地税总收入。除了陵墓,其他民用建筑项目遍布首都。“京城内外的寺庙金碧辉煌”,“是出宫的新地方”。干青宫发生火灾

明神宗无节制的挥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他对金钱无止境的渴望,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它。抢了、张、的家产后,命人把这些家产都收进王府库,不要上缴国库。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是天子,世间富贵。天下之下,非君之地,天下之富,乃天下之富。”

明神宗“以国为家”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直接向国库要钱,也就是“把钱传过去”。明朝初期,财政收入主要是大米、小麦等实物。户部设十馆,既是中央国库,又是皇帝的私人图书馆。到了明朝中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白银的货币化,土地税、徭役、盐课、茶课、关税等逐渐转为收款机,财政制度也相应调整。正统七年(1442年),朝廷在北京设立太仓储银,又称银库。弘治八年(1495年),在南京设立银行。从此太仓银库成为中央国库,而内廷则完全成为皇帝的私人国库,政府收支与朝廷收支基本分离。除了庄田在三宫(即干青宫、慈清宫、慈宁宫——编者按)收藏的“粮银”外,太仓每年还拨出100万两“金银”。明神宗花钱如流水,这很快就使国内支出减少,所以他不得不把钱转给家庭。早在万历六年,明神宗就以买首饰办婚礼为由,下令太仓每年缴纳“金银”100万元,然后增加20万元上缴内政。后来以此为基础,每年增加20.2万元,一直到万历三十七年财政部告罄才结束。由于的不断传递,从张去世到万历十一年底,户部透支230多万。“万历中年,家庭收入(自然色,指实物——,作者注)折(折色,指折银——,作者注)钱粮,共计1461万余人,其中600余万人进内库,368万余人进太仓库。”国家征收的土地税的三分之二实际上流入了法院的内部图书馆

当时除了财政部的太仓外,还有礼部的光禄寺图书馆,兵部的太仆寺常颖图书馆,工业部的揭神库,都成了明神宗勒索的对象。随着国家财政的紧缩和国库的枯竭,明神宗把目光投向了商人的富翁。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他开始大量派遣宦官担任矿监、税吏,到各地开矿收税,把所得的钱交给政府。矿长名义上监督黄金、白银和其他矿产的开采

,实际往往借开矿为名,肆意敲诈勒索。如妄指良田美宅之下有矿脉,迫使其主人交出大笔钱财,否则就强行掘毁田地,拆掉宅院。税使则在重要城镇、关津、路口设置重重税卡,盘剥过往的车船商旅。正如时人所说:“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波及的范围北到辽东,南及滇粤,西抵陕西,东至沿海,可谓“天下在在有之”。

矿监税使的肆意搜刮,破坏了各地的工商业,影响到国家的商税收入;他们掠走人民仅有的一点财物,又使百姓难以完纳官府征收的赋税。有的矿监税使无法完成规定的税额,则强迫地方政府将本应上交国库的税款作为抵充,交给内府。这种掠夺不仅害苦了百姓,也损害了国库的收入,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化国为家”。

【民贫国困 贻患无穷】

明神宗穷奢极欲,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一是官场贪风盛行,吏治败坏。皇帝贪财好货,臣僚自然群起效仿,导致吏治的腐败。奉明神宗之命四处搜刮的矿监税使,就几乎个个是贪污的高手。如山西每年征解税银45200两,税监孙朝只上交内府15800两,而将29400两隐匿私吞。据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的揭发,矿监税使搜刮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按此估算,矿监税使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10年间,大约贪污私吞了黄金10万两,白银四五千万两。一般的官吏,同样是无所不贪,不仅贪污赈灾银两、工程银两,就连赎赃银(贪官赎贪污罪的款项)也不放过。湖广巡抚秦耀因遭弹劾罢官,离任之时还“侵赎赃银巨万”。一些内阁大学士的屁股也不干净,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就以纳贿而著称。据载,他曾接受楚王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的贿赂。左都御史丘橓曾在一份奏书里感慨道:“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钱神锢臭,恬不为非,无怪乎廉白之名迹多不见于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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