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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欧洲和中国 哪个更专制?

刘羡2021-10-14 08:48:00  阅读次数:

在欧洲,“国王在法律之下”,而在中国,“法律来自国王”。…

对财权和兵权的绝对控制远胜于中世纪的欧洲国王

最近有个媒体文章《莫妖魔化中国古代制度》。文章说中国古代王朝有御史、史官、科举等先进制度,皇帝“不是绝对独裁”;相比之下,欧洲的朝代更加独裁。根据史料,本文有很多观点可供讨论。

中世纪的欧洲和中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封建主义,后者是专制主义。在5-13世纪,欧洲的国王和大臣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国王是贵族中的一员,他必须通过某种贵族会议来分享权力;国王只能在皇室领地行使权力,在这个范围之外,完全由各种封建领主管理。西欧长期以来都有制约朝代的机制。比如在英国的7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唐朝时期,出现了“巫师团”,其立法权、司法权凌驾于国王之上。13世纪后,皇权扩张,建立了所谓的“绝对君主制”,但议会仍需一丝不苟。

另一方面,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全国各地都设郡县,统一选官,收税,一切权力都由皇帝掌握。一般认为可以限制皇帝的相谏权,因为其权力本身来自皇权,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具体来说,西欧的国王对国家有主权,没有所有权;而中国君主两者皆有。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税收上。西欧的国王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收入,如来自王室领地的收入、司法收入、贵族们支付的“封建援助金”等。充当法院和整个政府的开支。当国王的收入不能维持政府运作和国防开支,需要单独征税时,必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比如在英国,有指挥会议,贵族会议,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

但在中国,“君主,秩序者;我是臣,王令所致之民也;人们生产玉米和麻丝,制作器皿,传递财富和货物,并照顾他们.人家不能生产玉米麻丝,不能做器皿,不能赚钱,不能照顾,那就要受罚!”显然,百姓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皇帝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开征新税,以至于“政府急着滥征税款,不时收税,秩序一下子就变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古代欧洲国王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因为他们没有财政权力。在需要打仗的时候,国王往往需要要求贵族按照封建契约出兵或者向银行借钱。1215年,为应对战争,英国国王约翰将“兵役免税”提高了16倍,同时提高了遗产税,引起了贵族们的联合抵制,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1688年,也就是中国康熙二十七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从此国家财权置于议会控制之下。

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中世纪的欧洲国王无法与中国皇帝相比

除了财权和兵权,欧洲古代国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缺乏专制权力。主要干预力量来自教会。在“君权神授”的解释体系下,国王代表上帝行使世俗权力,而上帝在世界上的代表是教会,这就使得国王的合法性受制于教会。罗马教会对国王的权力施加了实质性的限制。当一个权威不公平时,人们可以寻求另一个权威的保护。所以德国旧习惯法《萨克森明镜》说上帝给世界留了两把剑。给教皇一把灵剑,给皇帝一把世俗剑。

首先,宗教权利对王权的干预表现在王权往往不得不寻求政治支持

其次,皇权和教权是不断竞争的。由于任命主教的权利冲突加剧,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皇帝于1076年宣布教皇格里高利七世退位。教皇也不甘示弱,将亨利逐出宗教,废黜王位,并号召德国人反对国王。失去了合法性的亨利四世,最后不得不向教皇求饶,穿着便服,在格雷戈里七世的住所外,面对风雪站了三天三夜。接受采访后,亨利四世亲吻教皇的靴子以示顺从,并恢复了他的宗教信仰。

另一方面,在中国,所谓的“儒家”没有教会那样的政治实体权力。虽然也主张“君权神授”,但儒家集团本身并不控制上述意识形态的最终解释权,事实上只能成为专制皇权的附庸。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政治传统的董仲舒,其统一思想受到汉武帝的推崇,但其旨在克制皇权的“天谴论”却遭到汉武帝的唾弃。甚至当董仲舒以祠堂失火为由试图以“天意”批判皇权时,也差点被武帝处死。作为理学的代表人物,许只能承认“近代统治者权力的制约来自宪法,而董轼只来自天道.但这样一来,专制政治本身就只能是为了专制而专制,这就彻底否定了他的天道哲学所表达的理想。”在他看来,“在中国,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够合理地、积极地与专制政治力量竞争甚至对抗,所以最终只有全面的农民起义。"

刘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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